(中略。)
“没有极正面去抗议《上海快车》这作品,只把他在美时和已来华后,对中日的感想来问了。
“不立刻置答,继而莞然地说:
“‘在美时和已来华后,并没有什么不同,东方风味确然两样,日本的风景很好,中国的北平亦好,上海似乎太繁华了,苏州太旧,神秘的情调,确实是有的。许多访问者都以《上海快车》事来质问我,实际上,不必掩饰是确有其事的。现在是更留得了一个真切的印象。……我不带摄影机,但我的眼睛,是不会叫我忘记这一些的。’使我想起了数年前南京中山路,为了招待外宾而把茅棚拆除的故事。……”
原来他不但并不改悔,倒更加坚决了,怎样想着,便怎么说出,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面的蛮风,我同意记者之所说:“值得我们的敬佩。”
我们应该有“自知”之明,也该有知人之明:我们要知道他并不把中国的“舆论的谴责”放在心里,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舆论究有多大的权威。
“但是现在,他到过中国了,看过中国了”,“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”,据《访问记》,也确是“真话”。不过他说“好”的是北平,是地方,不是中国人,中国的地方,从他们看来,和人们已经几乎并无关系了。